澎湃思想周报丨“国”新头目;卡塔尔世界杯与劳工问题

澎湃思想周报丨“国”新头目;卡塔尔世界杯与劳工问题

  当地时间2022年3月10日晚,极端恐怖组织“国”宣称任命第三任所谓的“哈里发”, 阿布·哈桑·哈希米·库拉希(Abu Hasan al-Hashimi al-Qurayshi)接替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拉希(Abu Ibrahim al-Hashimi al-Qurayshi)成为该组织最高头目,后者自第一任“哈里发”巴格达迪死后执掌该组织两年多,在今年2月美国对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次突袭中自爆身亡。

  3月29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历史系副教授易卜拉欣·马拉西(Ibrahim al-Marashi)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刊文,评述该组织如何在巴格达迪死后得以存活,以及新头目的任命可能造成的影响。

  马拉西认为,尽管“国”不再是袭击欧洲首都的全球威胁,也不再是一个拥有领土的组织,然而它仍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安全部队和平民造成伤害。它还通过其在非洲和阿富汗的地区分支机构,对安全部队发动游击式的袭击,并屠杀平民。

  由于上述地区的“国”组织大多是自治的,并且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所以2月的斩首行动很可能不会以任何显著的方式削弱该组织的网络。

  被杀的第二任“国”“哈里发”阿布·易卜拉欣不如其前任——2019年被击毙的国第一任自封的“哈里发”巴格达迪那样高调或臭名昭著。据报道,该武装组织的新“哈里发”是巴格达迪的哥哥。因此,2月的暗杀行动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比如“国”的新领导人将成为一个更具魅力的人物,继承了他弟弟的遗产,从而加强了该组织。

  2022年2月3日,叙利亚伊德利卜,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美军在叙利亚西北部进行的一次袭击行动照片。美总统拜登3日说,极端组织“国”最高头目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莱希在美军2日晚于叙利亚西北部进行的一次袭击行动中自杀身亡。所有这一切表明,消灭一个重要领导人并不一定会终结甚至严重损害一个武装组织。此外,它表明,至少从长远来看,单个国家的战术打击在遏制政治暴力方面永远不可能像多边和平与发展战略那样有效。马拉西叙述了“后巴格达迪”时代“国”的发展。2019年10月27日巴格达迪死亡,几天后阿布·易卜拉欣被任命为“国”领导人。该组织在许多方面似乎没有受到领导层变动的影响,它继续在伊拉克对美国和伊拉克军队发动袭击,尽管由于“哈里发国”的垮台,它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但似乎还不准备放弃战斗。

  即使是2020年初袭击世界的COVID-19大流行也没有对“国”造成太大伤害,因为其武装分子早就习惯了“社交距离”,并在“潜伏细胞”(sleeper cells,指潜伏者小团体)中就地避难一段时间了。事实上,大流行为该组织提供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因为全世界都把精力集中在战胜病毒上,而没有对“国”成员的藏匿活动给予太多关注。

  随着疫情的肆虐,“国”在伊拉克萨拉丁、基尔库克和迪亚拉省之间崎岖难行的哈姆林盆地建立了存在。在迪亚拉省,“国”于2021年10月在一个什叶派村庄杀害了11名平民,于2021年11月伏击并杀害了5名库尔德自由斗士,于2022年1月杀害了11名正在营房里睡觉的伊拉克士兵。在军营遭到袭击的同时,“国”发动了一次大胆而老练的突袭行动,解救被关押在叙利亚哈塞克一所库尔德人控制的监狱里的战斗人员。自2021年以来,仅在叙利亚东部,“国”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之间就发生了342次武装冲突。

  例如,2021年8月,“国”的阿富汗分支——“呼罗珊省国”(ISKP)在喀布尔机场发动自杀式袭击,造成至少72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美国军人。

  在非洲,“国”拥有7个分支,威胁11个国家。除了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分支机构外,“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萨赫勒地区还拥有四个分支机构:在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是“大撒哈拉国”(the Islamic State in Greater Sahara);在尼日利亚,是“国西非省”(the Islamic State West African Province);在索马里,是“索马里国”(the Islamic State in Somalia);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是“国中非省”(the Islamic State Central African Province)。

  马拉西认为,“国”在其第一个头目被杀后重新出现,或更准确地说,在上述所有地点继续存在,表明该武装组织可能在其第二个头目被杀后继续构成威胁。

  “国”在其领导人死亡后存活下来,得益于三个方面:运作良好的组织官僚机构、持久的意识形态和社区支持。

  2014年至2018年,“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了“哈里发国”,当时它拥有一个高效的军事式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如今,该集团的官僚结构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健了,但它似乎仍然是按照等级制度组织的。例如,哈塞克的劫狱被认为是由阿布·易卜拉欣本人和他的核心集团直接批准的。

  这种具有清晰的指挥链的官僚体系使该组织能够承受巴格达迪被暗杀的后果,而且它极有可能确保自己在阿布·易卜拉欣被杀后继续存活下去。

  事实上,就在其领导人在叙利亚被杀仅几周后,该组织就宣布了新的“哈里发”,而且似乎一切照常。

  多年来,“哈里发”已经将其领导继任程序化,领导人由委员会任命,并得到其他分支机构的批准,这样“哈里发”的合法性就来自于其职位,而非个人。

  “国”还坚持一种暴力的萨拉菲派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和传播不依赖于领导人。作为一套理念,它在“国”之前就存在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会随着未来任何特定领导人或政治人物的死亡而消失。

  至于民众的支持,虽然该组织不再是一个从圣贝纳迪诺到尼斯发动袭击的组织,但它似乎仍在广大地区拥有零星的支持,使其能够继续开展活动。例如,“国”在哈姆林盆地得以存在,仰赖于村民与该组织合作,为其战士提供住所、食物和信息。哈塞克的劫狱也很可能是由同情他们的阿拉伯村民网络提供的帮助,这些村民反对库尔德人控制他们的地区。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的分支机构与现有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作战,这使他们与当地势力结成政治联盟。他们还在放牧权等问题上获得了部族领袖、游牧民和农民的支持。

  “国”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非洲的持续存在表明,暗杀领导人不能被视为打击武装组织的有效的长期战略。事实上,在2019年和2021年,美国的突袭行动都成功地消灭了“国”的头目,但却没有消除该组织获得影响力和支持的潜在条件——因此,“国”依旧存在,仍然在广阔的地域造成破坏。

  马拉西最后写道,在“国”的第二任“哈里发”被暗杀后,所有迹象都表明该组织继续构成真正的威胁,我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早该认识到,彻底消灭该组织的途径不是通过战术军事行动,而是长期的多边和平与发展战略。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即将在年底举行,而决赛圈的分组抽签仪式也在4月1日举办。不过本届赛事自从敲定举办地以来就少不了政治交锋和舆论攻防。无论是作为辩论话术,还是由衷之言,一些球迷所渴求的足球与政治脱钩,在世界杯这样一块大蛋糕面前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实际上,在卡塔尔本土之外,该国当局主导收购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并且连续多年重金投入,也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品牌战略。另一方面,自从本届世界杯举办权花落卡塔尔以来,有关该国外籍劳工的处境和权益争议就从未间断。最近,卡塔尔的劳工债务问题又被进一步曝光,而英格兰代表队主教练索斯盖特也在女性和性少数平等一系列议题上抨击卡塔尔当局,引发外界对卡塔尔国内人权问题的持续关注。

  2022年4月1日,卡塔尔多哈,2022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举行。3月31日,英国《卫报》则发布了一篇调查报道,关注的焦点是卡塔尔外籍劳工的债务问题[1]。这些债务基本上来自于外国人前往卡塔尔务工时需要缴交的招聘中介费用。这篇报道注意到,过去十年时间里,外籍劳工累计支付的“招聘费用”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其中,来自孟加拉国的男性劳工在2011年至2020年间支付的费用可能高达20亿美元,尼泊尔籍劳工也缴交了大概3.2亿美元之多。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来自非洲和南亚的低薪劳工陷入了这个招聘费用的债务陷阱中。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籍劳工占据了卡塔尔外籍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每人所支付的招募费用大概在1000至4000美元之间,与之相对的,这些低薪劳工每个月的收入平均只有275美元左右。无论是卡塔尔、尼泊尔还是孟加拉国,收取高额劳工招募费用都是非法的,但讽刺的是,这项非法的“传统”却又在海湾国家根深蒂固。由于本国缺乏足够的工作岗位,加上收入过低,许多来自南亚的男性还是更愿意支付高额费用换取前往海湾诸国工作的机会。为此,很多人需要抵押自己的土地、房产或其他资产来筹足费用,也因此背负起沉重的债务,以及无法预知的风险——卡塔尔世界杯场馆的务工条件之恶劣已经不是什么新闻,高温和高强度的工作让许多工人健康受损,更有数千人因此死亡[2]。也正因如此,国际足联和卡塔尔当局一直面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批评。

  这篇报道[1]同样也提到,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当局并非没有采取措施来应对外籍劳工的债务问题,但他们习惯将雇佣中介费的收取视作劳工原籍所在国需要关切的问题。不过在2018年,该国世界杯组委会还是督促世界杯场馆承建商为签订劳务合同的外籍劳工偿还这些费用,但是《卫报》援引相关报告指出,仅有少部分外籍劳工获得债务偿还的“福利”。与世界杯这个庞大的国家计划相关的并非只有体育场馆的建设,一些服务于酒店行业的务工者同样需要支付大笔作为前往卡塔尔的“买路财”,但前面提到的债务偿还新规并未惠及这一群体。在某些情况下,卡塔尔当地的雇主或代理人在获发签证名额、得以招聘工人之后,会向劳务派遣国的中介索要回扣,费用在每人次约300至500美元不等;如果不支付费用,签证就到不了劳务派遣国中介手上,而这些中介的应对方法则是将这些费用转嫁给寻求务工机会的工人们。

  卡塔尔当局对此事的答复多为外交辞令,并表示涉及非法招聘行为的公司已受到严厉处罚——近来有24家招聘机构因违反卡塔尔法律而被关闭,并被吊销执照。当局的一位发言人更表示,卡塔尔有义务维护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移民的权益,并且致力于消除前文提及的非法招聘和中介费用收取问题。孟加拉当局的负责人也表示该国会致力于确保“安全、有序、正常和负责任的”移民审批。至于同为向卡塔尔输出劳工的主要国家,尼泊尔当局至今未对相关事项作出回应。

  除了劳工待遇问题之外,卡塔尔该国针对性少数群体的严苛法律也成为近期舆论话题之一。在卡塔尔,同性恋即是刑事罪行,而在举办世界杯期间,各国前往观赛的球迷或游客,如果身为同性恋者,是否会遭到该国的刑罚呢?一些性少数群体组织就在近日联合声明,指出卡塔尔当局对这些人士的保护措施仍未到位[3]。此外,这些组织的诉求还包括废除针对性少数人群的法律、为社区成员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保障性少数群体进入卡塔尔的权利、表达对这些群体明确的欢迎,确保他们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确保没有审查或禁止讨论性少数议题。据信国际足联已经对这些诉求表达过初步的回应,但卡塔尔当局并未有过多表态。

  有关卡塔尔人权境况问题的争议持续不断,演变为舆论层面的攻防战,战火也延烧到了国际足联大会上。在上周四的会议期间,引发争议的除了坚持出席的俄罗斯足协官员之外,还有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Lise Klaveness)对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的质疑[4]。克拉维内斯在大会上发言称,国际足联必须发挥好带头作用,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移民工人的家庭,尤其是那些在世界杯相关建设工程中受伤或丧命的劳工。作为挪威女足前国脚,克拉维内斯认为2010年国际足联将世界杯举办权交给卡塔尔就是一个无视人权与平等的错误。但随后也有与会代表回击了挪威足协主席,例如洪都拉斯足协秘书长就表示,挪威人的发言时机“并不恰当”。

  承办2020年世界杯的卡塔尔交付与传承至高委员会(Supreme Committee for Delivery and Legacy)秘书长哈桑·萨瓦迪(Hassan Al-Thawadi)随后为这届赛事辩护,称自获得举办权以来,卡塔尔举国付出了12年的持续努力,以使得这届赛事能够带来“社会、人类、经济和环境”层面的变革。萨瓦迪表示,在卡塔尔举办世界杯的一大意义就是消除世人把中东视作是非冲突之地的偏见,除此之外,该国也始终致力于解决劳工问题,而这些都得到了原先的批评者,例如组织等机构的肯定。萨瓦迪也不忘直接向克拉维斯喊话,表示欢迎这位挪威足协掌门人亲自到卡塔尔参观,并讽刺对方在批评之余也要学会如何对话。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随后的视频讲话也在为卡塔尔当局背书,视频中卡塔尔在赢得世界杯主办权以来的建设进展自然得到了肯定,而国际足联还强调了该国在人权和劳工问题上的进步。目前看来,尽管政治辩论和舆论攻防仍将持续,但是卡塔尔世界杯被的可能性并不算高,国际足联也不可能与主办方产生过多龃龉,世界杯依然会是卡塔尔建构国家形象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过,世界杯之后又会如何呢?目前已有传闻指出,卡塔尔当局会在世界杯之后放弃对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投资。从半岛电视台的成立,到多哈亚运会和世界杯,以及对法国首都球会的大手笔投入,卡塔尔人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在传媒和体育文化领域的投入颇多,这项庞大的战略计划在世界杯后会如何走下去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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